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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三十一章 迫在眉睫


周士相要解决的就是粮食缺乏的问题,如果采中汪士荣的办法,自然不会允许以银代粮。但是若是全盘采纳开中法,另一个问题也随之产生——将手中的土地拿出一部分来种粮,成本虽说相对明初那些商人将粮食运到边关损耗得要少,但也是一件极其费力,也需要不少人力的事情。这就会使得商人们的利润被减少许多,而纺织品在海外是有巨额利润,只是大头并不掌握在他们手中,而是在金厦的郑氏及其他西方商人手中。两下一算,商人们还是会觉得自己很不划算,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就是抬高货物价格,要么就是压低收购成本。

抬高货物价格,仅现在来看,基本不可能,因为海路被郑家所掌握,而郑家需要巨额海贸利益养军,绝不可能将定价权拱手让给商人。用周士相前世的话说,经销渠道被人家握在手中,卖什么价就不是生产人能够说的算了。如果商人们强行抬高价格,郑家不再采购,那再多的货,也只能砸在商人自己手中,毕竟他们没有货卖两家的可能。显而易见,逐利的商人只会压低收购成本,那样一来,损失最终只会落到作坊里的工人,种桑养蚕的农民头上。

大明赶跑了大清,怎么折腾士绅老爷们,普通百姓可能管不着,但真要切切实实的损害到他们的利益,让他们连温饱都没法解决,那问题就会又回到老路上。

蒋国柱在归降之前毕竟做了那么多年的封疆大吏,对事情看得比较明白。他在答文中明确指出,万历以来的天灾人祸,已经导致中原和湖广、西北残破,可以说根本无自给之力,当地百姓几乎就是生活在死亡线上。而满清入关十七年来,一方面因为清军的大规模屠杀,另一方面也因为明清在南方的争夺,使得南方的粮食生产也近乎停滞,两广、云贵四省人口恐怕都没有五百万。以致很多地方空有大量土地,却无人耕种,所以从前朝代采用的招募流民,恢复生产的办法在眼下并不足以解决问题。

流民,肯定有,为避兵灾逃到山区隐居的百姓哪朝哪代都不缺,可问题是这批人毕竟少,能搜罗百十万人便算顶天了。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要有人,那么在大量人口死亡的前提下,想要彻底解决粮食不足这个难题,其实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繁衍人口。有了足够的人口,生产自然就能恢复上去,朝廷这时只要无治而为,过上二三十年,自然就是个盛世。而这,显然需要时间的。所以招集流民只能作为恢复粮食生产的一个手段,不能当成主要手段做。

蒋国柱做了几年江宁巡抚,对江南情况的了解比其他人都要深。虽说江南一直号称清廷的财赋重地,但其实粮食也仅仅能做到自给程度。当年清廷三路大军入云贵,从江南调拨的粮食极其有限,主要是为清军提供了大量银饷和一些辎重。洪承畴在云南时,曾给清廷上书委婉指出清军在云贵滥杀屠城,掠夺钱粮,这背后主要的原因其实也是因为江南粮草不足支撑清朝大军使用,令得清军必须在占领区烧杀抢掠。通过对当地的掠夺,也是清军十几年来,甚至在入关之前就定下的基本方针,用书中的话说便是“就食于敌”。等到敌人杀光了,人也变少了,那时事情便变得简单,一道恩旨免个几年赋税,任地方自己慢慢恢复便是。

江南无粮的原因就是付出与收获不等。

种粮所得赶不上种经济作物所得,百姓自然会选择后者。纺织品价格下跌,会让他们买不起粮食,但他们肯定不会埋怨压低收购价的商人,而是会埋怨太平军。这世上从来不缺流言,也不缺背后煽动者,官府一直要求百姓弃经济作物改种粮食,百姓不愿意,突然纺品价格大跌,不是官府的错也是官府的错了,何况,这本来就是官府的错。

蒋国柱提出的办法是粮食补贴,通过高额补贴让百姓种粮所得不低于,或者说不差种棉、种桑太多,以此来鼓励百姓自愿种粮。但这种作法只能短期内而为,不可长期,也只能仅限在一府或数府之地,不可在全国推行。原因很简单,哪怕是通过清欠和通海等案聚敛起大量财富,周士相的银库也吃不消这等花钱如流水般的补贴。

蒋国柱认为应将粮食补贴的这部分钱转嫁到商人头上,由官府出面成立类似盐务总局一个性质的纺织总局,规定所有作坊必须接受纺织总局的统一管理,然后控制纺织品流通,在金山卫等港口设卡专营,凡出口海外的织口必须经港口抽取税收,税收所得再用于补贴农民种粮。

这个办法和汪士荣的办法一结合,等于是在从事纺业的商人和作坊主头上剥两层皮,两人都未考虑过商人会将损失转嫁到农民头上。本质上二人提出的办法就是重农抑商。

周士相现在要鱼与熊掌兼得,那么思来想去,既要让百姓肯种粮食,又能让商人们能够承担“开中法”的损失,只有一个办法,抬高货物价格。如此一来,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将海路控制在手中。

周士相现在可以补贴农民一两年,甚至三四年,只要江南的粮食产出稳定,这几年的付出是值得的。但是整个北中国有多少人,又有多少省,将来出关收复关外又要多少粮草。总不能太平军旗帜所到之处,和清军一样将饿得哇哇叫的百姓先屠个一遍吧。

同郑家的水师一样,控制海路又成了周士相急于解决金厦的一个理由。

张长庚提出的办法则是兴修水利,引入良种,为佃户减租减息,并且将北逃地主的田地分给无地农民。兴修水利是治本的事,也是利在千秋的事,只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成的。引入良种,高产作物,周士相也一直在着手,只是广东方面却迟迟没有传来有关红薯种子的消息。

其实,周士相对于引进红薯并不热心,在他看来,他要做的是让活下来的汉人同胞能吃上米面,而不是以什么红薯垫饱肚子,使得人来人往尽是“菜色”。玉米也是高产作物,且适宜在北方大规模种植,这个周士相倒是特意吩咐广东从海外寻找。

最终,周士相决定开办纺织总局,由纺织总局统一管辖松江等的的织户和经营者,并行“许可证制”,迫使商人和从事纺业的百姓必须向官府交纳粮食;同时推行种田补贴,鼓励农民种粮食,对其中优秀者给予嘉奖,减免赋税或予以赏赐。同时查缉商路,于港口设关收税。另外则将各地清欠分司转为正式衙门,接收从前府县官办之事,推行建村设乡,整合农村,提高生产效率。另外,则是在江南开始推行“粮票”制度,减少金银流动,使“粮票”成为唯一流通法定“货币”。

对福建郑家动手已是迫在眉睫,周士相在等福州的捷报。福州一下,四镇太平军则立时扑向金厦,迫使郑森来朝,郑经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