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扶桑的基础教育十分重视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很多学校动员近乎全校的教师都参加到课外俱乐部活动的指导之中，甚至有些学生活动（如全国高中棒球赛、全国学生与儿童发明展等）成为全体国民关心的盛事，这与我们全民高度紧张地关注高考，形成了鲜明对比。

扶桑也设立一些校外教育机构（如青少年之家等），旨在扩大青少年的视野。企业也热衷于举办各种科技方面比赛等活动，激发儿童的创造热情。而这一切制度或措施都有助于学生形成广泛的兴趣爱好，为未来的事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感性和直觉，而培养这种感性和直觉的最佳时期正是玩得满身是泥的少年时代。

大学科研评价少受急功近利模式影响

“急功近利的科研评价模式，实质上是一种短视的表现，将削弱对基础教育的研究，而且也不利于青年学者搞科研和获得大项目。”

专家分析，扶桑的研究型大学始终是把目光投向世界前沿，并把它与教学紧密地结合起来。

扶桑高校教授在从事科研过程中，自由度也相当高。在扶桑，高校老师不会因为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出科研成果而担心受到冷落或失去饭碗，在研究过程中，也很少受政府和社会的诸如考核、评价等干扰，可以长期潜心从事研究。扶桑人获诺贝尔奖就是在这种体制下产生的。

扶桑的科学技术基础计划，并不是由政府直接参与管理、评审，而是由专业机构进行。而且，获得计划资助的学者，不像我国入选计划的学者，马上就有了某种身份标签，在学术活动中享有高人一等的特权，他们需要认真开展研究，研究成果不是由行政部门评定，而是由学术同行评价。

视野开阔注重国际交流功不可没

“扶桑产生了如此众多的诺贝尔获奖者，与扶桑科学家视野开阔，注重国际交流不无关系。”

扶桑千叶大学经济学博士李仲生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举例，198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利根川进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他的科学成就都是在美国的实验室中取得的；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白川英树和2001年化学奖得主野依良治都曾在美国大学进修，均了解各自领域最新的研究动向。

其次，一流的实验条件为扶桑科学家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特别是对像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等非常强调实验的学科来说，一流的实验条件显得尤为重要，有时候甚至是决定性的。

2001年野依良治获奖后，扶桑政府拨专款7000万美元为他建立实验设备先进的研究中心。扶桑正是凭借其精湛的加工工艺和雄厚的产业基础，为科学家进行创新研究提供了世界一流的工作条件。

《扶桑经济新闻》在报道中也指出，201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山中伸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长期支持其研究的奈良先端科学技术研究生院大学和扶桑科学技术振兴机构功不可没。这意味着日本仍然保留着允许“可能性”萌芽存在的土壤。

科研环境**自由不受干扰是重要原因

除了科研环境的保障，扶桑科学家始终如一的勤奋刻苦、坚韧不拔的工作精神是他们能在很多领域迅速追赶欧美发达国家甚至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扶桑研究人员自由**研究也是研究领域不断出成果的关键。

专家指出，扶桑的大学教授和研究所人员申报课题的渠道和形式，实际上是课题注册制，不必层层审批，一定份额的经费就很快拨下来，保障其数年的研究。数年如一日，可以自始至终、扎扎实实的科学研究，不必特别公关和费心的经费申请渠道，不受外界的干扰，比较充足的科研经费和良好的科研环境为**自由开展科学研究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换句话说，**自由和不受干扰是扶桑科学家频频获得诺贝尔奖的主要原因。而扶桑大学多半是研究型大学，以科研带动教学，而不是教学型学校，这是日本频出高质量科研成果的重要原因。扶桑除了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外，名古屋大学、东北大学、北海道大学等大学也产生了诺贝尔获奖者。

教育专家熊丙奇曾指出，我国的学术环境最缺的不是经费，而是批评与质疑，没有“问题导向”意识。只有直面我国学术面对的真问题，给学者更多的自由空间，建立学者平等竞争的学术环境，我国的一流成果才会呈井喷之势。

此外，扶桑科学家的职业威望高、工资待遇丰厚也为他们全心致力于教学、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根据扶桑权威的“扶桑社会阶层与社会移动”的1995年调查结果显示，在扶桑187种职业中，大学教师的职业威望的得分为83.5，仅次于法官、律师的87.3分，位居第二位，远远高于大企业高级管理的73.3分、高级公务员的70.5分以及演员的58.2分等等。

在经济收入方面，扶桑厚生劳动省“工资结构基本统计调查”结果显示，2008年扶桑大学教授的平均工资约为1122万日元（约合90万元人民币），大大超过了国家公务员的663万日元。

基础研究在大学科研中“最受青睐”

“上世纪80年代，欧美经常指责扶桑在基础研究方面搭便车，因此扶桑提出了培育世界水平研究人员的政策，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扶桑经济新闻》指出，“但是，仅靠这些无法摆脱亚洲各国的紧紧追赶。扶桑有必要培育大量研究人才。”

据扶桑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的论文数据显示，在扶桑排在最优秀大学之后的第二梯队大学的数量非常有限，两极分化的趋势非常明显。而在强于基础研究的欧美各国，这一水平的大学则异常活跃，总体来说，竞争环境非常激烈。

“一般来说，科学技术要转变为生产力必须经过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开发研究的漫长过程，像美-国、前苏-联和欧洲的发达国家，都是从这种模式走向科技强国的。”有关专家表示，“但是，扶桑曾是相对科技后发国家，为了尽快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它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了从开发研究着手，再向应用研究溯源，最后再深入到基础研究层面的策略，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扶桑明治维新以后，高等教育主要照搬德国模式，重视科学研究。京城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益民曾向媒体介绍，扶桑政府和企业非常重视对科学研究的经费投入，其科研经费占gdp的比例为3.67%（2007年），是世界上最高的。大学的研究经费虽然在整个科研经费中只占18.3%（2006年），但是，大学的研究经费的结构与企业和其他科研机构完全相反，基础研究经费占主要部分（约占55%），而基础研究正是无限接近诺贝尔奖的温床。

华夏不是没有人获得过诺贝尔奖。耐人寻味的是，不得奖的时候笑微微，一旦得奖了立刻就是质疑。

要么大家都别得，来，莫言，看看现代文学史，论资排辈，凭啥你得？

华夏真正属于作家期待的好时期都是昙花一现的，新诗的式微，传统文学的式微。还好有网络文学异军突起，但现在其实已经只能慢慢的躲进书斋，不问世事写点穿越重生的春花秋月了。

屠呦呦教授在获奖感言上面有一句话很让人唏嘘感慨：我还想邀请85名参与过523项目的科学家来到瑞典，共同发布青蒿素的科研报告，但我怕诺贝尔奖基金会无法承担这笔庞大的开支，最终，我决定还是一个人来。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2013年华夏自主工业自动化领军者褚健入狱后，京城和利时的创始人王常力博士立即辞去了所有职务至今一直留在新加坡，没有回国。也就是到此为止，华夏自主的工业自动化公司全军覆没。

那天傍晚，当王常力博士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