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月初五，科场案案发一年后，穆和伦、张廷枢将三审结论奏上：主考左必蕃纵容舞弊，革职查办；副主考赵晋，同考官王曰俞、方名因受贿判斩立决；程光奎、吴泌等生员贿买考官，骗取功名，分别拟绞或枷责；两江总督噶礼卖举无迹，但审案不力，该受切责；江苏巡抚张伯行捕风捉影，诬劾朝廷重臣，当革职论处；噶礼参张伯行各款“俱实”，免议。

  这一次的结果可谓煞费苦心，表面做足了文章，公开处置赵晋、王曰俞、方名等一干查有实据的考官、举子，为江南士子出了一口气。看起来，似乎比前任钦差要厉害得多，但在互参案上，一如他们的前任张鹏翮所奏，称噶礼与舞弊案无关，张伯行所参噶礼各款“皆虚”。

  已经被免职的张伯行倒是依旧无所畏惧，又上了一道奏折，说：“科场舞弊只惩从犯，不惩首恶，难抚江南人心。朝廷王法不治枉法封疆大吏，此风若长，大清朝刑律将名存实亡。我张伯行革职事小，朝廷安危事大，请陛下再派贤臣重新审理。”

  康熙皇帝看了三审的结论和张伯行的奏章后很是感叹，说，“张伯行居官清正，天下之人无不尽知，允称廉吏，但才不如守，果系无能。噶礼虽才具有余，办事敏练，而性喜多事，并未闻有清正之名。伊等互参之案，皆起于私隙，听信人言所致，诚为可耻。”但他也知道科场案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完全变成了满汉大臣之争，即使再追究，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所以没有应张伯行的要求再派钦差审理，只是下令九卿、詹事、科道就穆和伦等所审的结果进行讨论，这就是所谓的四审。

  四审之前，康熙皇帝特意召见相关官员，说：“伯行居官清廉，噶礼操守朕不能信。若无伯行，则江南必受其削几半矣。此互参一案，初遣官往审，为噶礼所制，致不能得其清；再遣官往审，与前无异。尔等能体朕保全清官之意，使正人无所疑惧，则海宇升平矣。”（《清史稿》）然而，议奏的结果是：噶礼、张伯行二人不思和衷协恭，互相讦参，有失大臣体统，都应撤职。最后还是康熙皇帝下旨：噶礼著革职，免于严查深究，由漕运总督赫寿接任两江总督；张伯行著革职，但留任江苏巡抚。这样，这桩轰动一时的江南科场案最终以互参案了结。

  而本已经被从轻处理的噶礼并没有就此安分守己，他恼怒母亲曾经在皇帝面前替张伯行说话，与弟弟色勒奇、儿子干都勾结，暗中在母亲的食物中下毒，想害死母亲。东窗事发后，被怒其不争的康熙皇帝赐令上吊自尽，色勒奇、干都也被斩首。

  又传说噶礼自尽时向监绞官行贿，因此还没有气绝就被放下来装入了棺材。噶礼躺在棺材里等了半天，也不知道时日，实在不耐烦了，便开口问道：“我可以出来了吧？”谁知道监绞官还没有走，棺材周围还有一些人，看到噶礼突然坐起来，无不骇然。监绞官生怕受贿事泄，于是上前一斧将噶礼劈倒，连同棺材一起烧了。

  康熙五十二年（1713）正月二十六日，江南科场案中最后处置结果下达。相关人物安徽巡抚叶九思已经病故；副主考赵晋，同考官句容知县王曰俞、山阳知县方名斩立决；举人吴泌、程光奎，合谋者俞继祖绞监候，秋后处决；主考官左必蕃失察革职；请人代笔者徐宗轼、夹带作弊者席玕照一并枷责。

  然而，奇事还没有结束。赵晋在处斩的头一天，忽然在狱中病死。一时间，谣言哄传。有人说赵晋是上吊自杀了；有人说赵晋好友王式丹杀死一名乞丐，将尸体藏在肩舆（轿子）中，入狱探望时偷梁换柱，以死丐冒充赵晋，而赵晋本人则攀着绳子逃出大狱；还有人说那具尸体就是王式丹的仆人张大。

  张伯行听说后赶来验尸，发现尸体确实不是赵晋，于是上奏康熙皇帝说：“尸体与赵晋状貌不符，赵晋生死难明。”康熙皇帝曾经命张伯行等人在苏州审讯王式丹，株连多人，但也没有什么结果，而赵晋逃走后，“通缉多年无获”，最后连王式丹也被无罪释放。

  求取功名的科场素来是士子文人的角斗场，布满了荆棘。至此，这场轰动一时的江南辛卯科场案在经历一年多的审理后，最终以轻描淡写的处理方式落下了帷幕，虽然许多隐情尚未弄清，但康熙皇帝也不想再弄清了。不过，比较而言，康熙辛卯科场案远不及顺治丁酉科场案那般腥风血雨，这也正是时局从顺治朝到康熙朝已经走向稳定的标志。

  肆、顺天戊午科场案

  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清王朝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之中，内有太平天国起义如火如荼，外有帝国列强虎视眈眈。

  这一年，正是多事之秋，“内乱外患交迫”。先是四月初八日，英法联军炮轰大沽炮台，挑起大沽之战。无能的清廷在外国侵略者枪炮的威胁下，签订了《天津条约》。沙俄趁火打劫，逼迫清廷签订了《瑗珲条约》。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主权和领土遭受重大损失。而中原大地，更是战火纷飞。清廷为包围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江苏南京），重建江南、江北大营，截断了天京的交通及粮道。太平天国主将李秀成、陈玉成为解天京之困，率部奋力与清军血战，清江北大营被彻底摧毁。

  面对接踵而来的内忧外患，咸丰皇帝应接不暇，惶惶不可终日。他本来就昏聩无能，当此大变局之际，更是无力应付，沮丧之下干脆日夜沉迷在声色当中。这位无心求治的年轻皇帝，被公认为是清朝所有皇帝中最无道、最荒淫、最无耻的一位，在综合排名中一贯居于末位。

  按照天干地支纪年，这一年为戊午年，刚好又是一个大比之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科场案就发生在这一年。不过这场大狱，并不像顺治科场案那样牵连极广，而是以受刑官员级别之高创下了新的纪录。

  当年八月初，顺天乡试如期拉开了帷幕。这一科乡试的主考官为协办大学士（从一品）兼军机大臣柏葰，副主考为户部尚书朱凤标（南宋理学家朱熹第二十一世孙）和左副都御史程庭桂。

  柏葰，字静涛，姓巴鲁特，蒙古正蓝旗人。道光六年（1826）进士，之后仕途顺畅，历任工部、刑部侍郎，正黄旗汉军副都统等职，以谨慎正直著称。他曾在道光三十年（1850）一年内五次升迁，深得道光皇帝的器重。咸丰皇帝登极后，对柏葰也相当倚重，推其为军机重臣之首，地位显赫。

  即使是主考官柏葰，在乡试开始的那一天，依然不知道首场考题的内容，因为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始，会试和顺天乡试的首场四书考题均由皇帝钦命。在这次考试之前，由内阁献《四一部给咸丰皇帝。咸丰皇帝阅览后命题，《四发还内阁，命题则锁入专门的题匣。八月初，柏葰入驻贡院时，题匣钥匙被交到他手中。到了八月初八乡试的前一天，再由特定官员向咸丰皇帝领取锁得严严实实的题匣，然后送到贡院，交给外帘官员，再由外帘官员转交给内帘官员，最后送到主考官柏葰手中。柏葰用事先带入场中的钥匙打开题匣，取出考题。这一套程序十分严密，基本上制止了预先泄漏考题的行为。

  这场乡试刚刚开场之时，外帘官员便闹出了一场小风波。提调官蒋达（时任顺天府丞）认为贡院考场中供给不足，缺乏不少东西，斥责治中蒋大镛办理草率。监临（顺天乡试监临，设满人一人、汉人一人，由部开列侍郎以下、三品卿以上官，奏请钦派）顺天闱乡试的梁同新（时任顺天府尹）则认为蒋达是小题大做。二人因为这点小事闹了意见，蒋达狂怒之下，不顾贡院已经锁闭，擅自出闱，参奏梁同新袒护属吏。结果，吏部议处后蒋达被革职，梁同新降为四品京堂候补，二人职务改由吴鼎昌、毛昶熙代替。这件事还没有就此结束，都察院都御史命巡视专门御史（贡院外场官员，负责搜检、巡查等事宜）分传各行户，查究草率之由，并移咨刑部定案。治中蒋大镛及大名、宛平二县令（二县为朝廷所在地，称京县，京县县令级别比普通县令高两级）均因此被降职。

  这件事后，京师中有谣言说，贡院中某晚出现了大头鬼。有人说：“贡院中大头鬼不轻出见，见则是科必闹大案。”（《庸庵笔记》）

  虽然有一些流言，但本场乡试主考官为素有刚正耿直之名的柏葰，一切依然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乡试结束后，阅卷进行了一个多月，于九月十六日发榜。虽然舆论一片哗然，但也并未到达物议沸腾的地步。自古以来，科举发榜后，有人欢喜有人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此场乡试结束后，柏葰更被拜为正一品的文渊阁大学士，仍然兼任军机处领班大臣。清朝自雍正七年（1729）在内阁之外设立军机处以来，一直有种说法：“不入军机，则虽位居大学士，不得谓之真相。”（《庸庵笔记》）而柏葰一人身兼军机大臣及文渊阁大学士，便成为真真正正的宰相，位极人臣。即使有人怀疑科场有不公之事，但也没有想到能就此将官高位显的柏葰拉下马来。

  ［雍正七年（1729），雍正皇帝为保证对准噶尔的战争顺利进行，设立了军机处。它一成立，便取代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及南书房的地位，成为施政发令的中枢机构，地位十分显赫。军机处最初是为军务而设，并非正式机构，一旦战事结束，即当立即裁撤。但由于这个机构便于皇帝朝纲独揽，集权于一身，所以一经成立，即常设不废。军机处职责是“掌军国大政，以赞军务”，设有军机大臣，一般为四五人，以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兼任，均由皇帝本人任命。军机处的特点有二：一是处理政务迅速；二是办事机密。］

  一切的转机是从一个伶人（戏子）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