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接见了阿格拉巴日和伊尔都齐之后，很快就让理藩院和内务府敲定了科尔沁左翼蒙古诸部与大明朝之间互市贸易的物品种类与地点。

来自科尔沁草原上的战马、牛羊、皮革、毛毡以及肉类、奶制品，甚至木材和草料，全都列在了可以以物易物的贸易范围之内。

而列入到大明朝贸易物品清单上的东西，则又经过了户部榷政使司和军机处的层层审核。

至于互市贸易的地点，不管伊尔都齐等人怎么争取，到最后依然遵循了崇祯皇帝的指示，定在了张家口。

与此同时，大明朝这边，也仍然是由内务府在张家口的恒兴公司，独家垄断北上查干浩特与科尔沁左翼蒙古诸部贸易的商路。

科尔沁左翼蒙古诸部可以南下到张家口外的榷场，与大明朝的南北商人们买卖货物，但是大明朝这边可以出关北上科尔沁草原的商队，却只能由恒兴公司垄断。

崇祯皇帝之所以让内务府坚持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垄断与科尔沁左翼蒙古诸部贸易的利润。

利润的问题当然重要，但比利润更重要的是，还是控制住与科尔沁左翼蒙古诸部贸易的规模、种类以及范围。

如果科尔沁提供的是战马与牛羊牲畜，那么他们有多少，大明朝这边就可以要多少。

但若是什么貂皮、人参、东珠、鹿茸之类的东西，就要严格控制住价格和规模了。

因为战马与牛羊牲畜之类的东西有用，而貂皮人参东珠鹿茸之类的东西无用。

当然了，貂皮参茸之类的东西也不能说完全无用。

只不过这些东西几乎百分之一百都是来自建虏后金国的境内，若要了这些东西，实际上就等于是资助了后金国的经济。

如今这样的事情，已经不需要崇祯皇帝亲力亲为亲自去做了。

经过了崇祯皇帝这几年来的一再耳提面命，现如今，不管是户部的榷政使司，还是内务府掌控的那些垄断对外贸易的公司上层，都已经明白了贸易战背后蕴含的道理。

包括内阁和军机处里的那些大臣们，现如今也渐渐明白了贸易战的妙处，渐渐明白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妙处，也不再总是想着利用各种时机向皇帝建言提议尽快出兵山海关外，一举荡平建虏女真人了。

曾几何时，当崇祯皇帝派出了锦衣卫和东厂人员，到宣大、山西等地大举抓捕通虏晋商，然后以汉奸罪名，将他们统统处死的时候，朝中许多官员都持反对的态度。

包括内阁、六部、都察院的许多大臣，都是一肚子腹诽不敢言。

如今一两年的时间过去了，塞北的蒙古部落并没有因为朝廷断绝了他们与大明朝民间商人的贸易而挑起战争。

那些大大小小的蒙古部落，反倒是因为大明朝这边将边境贸易几乎全部掌控在朝廷的手中，而对大明朝廷更加毕恭毕敬、服服帖帖了。

甚至是东北的建虏女真人，也已经有日子没有再对大明朝的边境发动进攻了。

这样的情况，比起崇祯皇帝继位之初在大朝会上的任何一次训斥，都更加具有说服力。

万历末年的时候，尤其是天启年间的时候，东北的建虏女真人很少有安安静静地待着的时候，不是正在围攻大明朝东北边境地区的城镇，就是在发动围攻大明东北边境城镇的路上。

来自东北关外的军情奏报，几乎是无时不有，而且多半都是大明朝的辽东边军损兵折将丢城失地的坏消息，搞得大明京师的朝堂之上始终处在应接不暇的局面之中。

而现在，除了西北地区时不时地传来一些紧急军情之外，山海关外的辽东大地上一片平静。

自从黄台吉从漠南撤军败退回沈阳之后，已经很久都没有什么动静了。

如果这个情况，还不能说明，当今这位崇祯皇帝是一位圣明之主的话，那么还有什么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呢？

而这也正是崇祯三年下半年以来，大明朝的朝堂之上甚少再出现激烈党争的原因。

不光是刘宗周这样的大炮筒子不再轻易反对崇祯皇帝的大政决策了，就连在翰林院、都察院和六科廊的年轻官员之中拥有重要影响的清流领袖祁彪佳，也开始转而采取观望的态度了。

这个祁彪佳，同样是刘宗周的弟子。

崇祯二年以来，随着朝中许多东林党人的离去，他因为少年得志，并且言辞激烈，为自己赚取了不小的名望，如今在翰林院、都察院和六科廊的年轻官员之中，取代了过去的东林党人物，俨然成为了新一代的清流领袖。